一、放生种类的选择

　　什么是放生?放生就是救护那些被擒、被抓、将被宰杀、命在垂危的众生的命,将被捕获的鱼、鸟等生类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宰割、烹食,便称之为“放生”。

　　放生主要体现在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体现了广大慈悲的救度精神。换言之,“放”的主要目的在于“生”或者更好的“生”,那些本就不是被擒、被抓、将被宰杀的物命,就不要“放”!比如,观赏鱼类,这些鱼类很多是在人工干预的前提下形成的物种,毫无野外生存能力,比如金鱼,完全是人工干预鲫鱼产生的只适合鱼缸生存的物命,放生就是杀生!前不久,我看到一位同修,欲放生鹦鹉,被我劝止。我市经常放生的还有巴西龟,红耳巴西龟(双耳附近是红色)是世界公认的生态杀手,已经被世界环境保护组织列为100多个最具破坏性的物种,多个国家已将其列为危险性外来入侵物种!中国也已将其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对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难以估量。"巴西龟"整体繁殖力高,存活率高,觅食、抢夺食物能力强于任何中国本土龟种.严重威胁本土野生龟与类似物种的生存。所以巴西龟只能善心家庭收养,不可放入江河湖泊,以免为害江湖。

　　师兄们想一想,有人吃过观赏鱼类吗?有人吃过鹦鹉吗?有人吃过巴西龟吗?对他们来说室内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天堂,野外就是他们的地狱,既然他们没有也不会被人宰割、烹食,那么就让安然生活在鱼缸里、鸟笼里、龟池里吧,给他们做了皈依就很好了。大熊猫、老虎野外放归都要做个野外生存评估,我们为什么这么盲目呢?

　　不加选择的放生动物,不适宜的放生环境,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生态灾难。特别是外来物种对本地环境的入侵,其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难以预料。国家曾在全国范围内封杀食人鲳,以防止其逃逸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所谓“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慈悲要有智慧,慈悲不能感情用事。

二、放生季节的选择

　　放生的最终目的是拯救即将被杀的动物使它们重获自由快乐生存。因此,放生要选择适当的季节,切忌反季节放生。如果不清楚动物的生活习性,应及时查阅有关资料或向有关动物专家求助,在专家的指导下选择适合某些动物放生的季节。

　　请看一篇新闻:烟台市莱山区望海宾馆旁的一个水库内漂浮着大量的死甲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鳖。甲鱼大小差不多,不像是野生的,也没听说这一带有谁在这个水库里养殖甲鱼。虽然也有人认为是水库被污染了,不然不会突然出现大面积死亡的现象,但一位知情的市民透露,“甲鱼实际是冻死的,如果是野生甲鱼就不容易被冻死,这些甲鱼是被人放生到水库内的。这些养殖的鳖都是温水的,二十来度以上才能长,而水库的水太凉了,一进去就完了。”再就是鳖它需要喘气,原来水库上都结冻了,它根本喘不过气来。如果是野生的它有窝,专门有喘气的窝。

　　这些飘浮在水面上的甲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死甲鱼都已经沉到水底了,由于这些死甲鱼会影响水库水质,水库旁边的单位打算近期把死甲鱼清理出去。

　　近年来,市场出售的甲鱼大都是南方养殖的,在寒冷的冬天,尤其是中国北方,不可能野外生存,特别是甲鱼有晒背的习性,甲鱼需要在无人时爬到岸边或石头上晒背,防止身生霉菌,如果在冰封的水域放生,严寒和窒息两大杀手,加剧了甲鱼的死亡。如此放生,只是把甲鱼从狼穴送到虎口,你说甲鱼是感恩您呢还是嗔恨您?建议师兄们,最好能在4-10月份放生甲鱼,放生水域须有攀缘地,不可放生四周有陡坡或陡岸的深水域。

三、放生日期的选择

　　随心、随力、随缘放生最好,尽量不要让鱼贩子摸到放生规律,不论什么日子放生同样功德无量。

四、简化放生相关仪轨

　　如法念诵放生仪轨极其重要,可让自他一切众生真正得到利益。一定要授三皈依和念佛名号(为它们种下佛法种子),尽可能洒甘露水。

为了放生的动物能够提高成活率,提倡尽量简化仪轨,必要时先放生再做仪轨。佛教历史文化研究：论唐代中外僧侣的海上求法热潮(张菁)

　　[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31-134页

　　【作者简介】张菁，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系讲师，历史学硕士

　　【内容提要】唐朝的高僧们曾经掀起过一场海上求法弘法热潮。为了弘传佛教，唐代高僧络绎不绝地从海路前往印度、日本等地求法弘法，形成一次取经的热潮。同期，亚洲各国的高僧泛舟而行，川流不息地来到中国求取佛经、弘扬佛门。华蕃僧侣的频繁往来对亚洲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对中外交通的发展，航海技术的提高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宋以来，我国海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航海技术的不断提高，为郑和的远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关 键 词】唐代/僧侣/求法

　　一

　　唐朝不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非常强盛，在宗教方面发展也很快。虔诚的高僧们为弘佛法远渡重洋，其无所畏惧的奋斗精神和卓越的文化成就在世界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日本推古王朝统治时期，摄政的圣德太子大力弘倡佛教，于608 年派高向玄理等4人和僧旻、清安、惠隐、广齐等学问僧前来求法；之后，又有灵云、惠云前来学习佛法。隋唐之际，日本来中国的僧侣络绎不绝，先后有福亮、智藏、道慈、道昭、智通、智达、玄昉等人，最著名的当推“入唐八家”——最澄、空海、圆仁、圆珍、常晓、圆行、慧运、宗睿。他们求得大量经书文物回国，对日本古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唐代之所以能出现求法弘法热潮，有其深广的社会背景，也与整个亚洲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它与中国及亚洲广大地区佛教的迅速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印度佛教在公元七、八世纪发展到了顶峰，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广为流传，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在中国，佛教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寺院广布，僧尼众多，佛教在社会各阶层广为传播。但佛教的发展面临着一定的难题，一方面由于翻译方面的问题，魏晋以来传入的许多佛经意义混淆，漏洞百出，在佛教界引起一定的混乱，另一方面某些沙门无视戒律、丑闻百出。为弘大法，沙门玄奘于贞观年间慨然西行，亲至佛地求取“真经”，其它沙门步其后尘，纷纷西游寻访知识。唐前期，中国化的各个宗派逐渐形成，并相继传入了周边国家，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佛教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吸引了来自各国的僧侣。

　　三

　　求法僧们不畏艰险，远渡沧溟，弘传佛教，对亚洲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求法活动大大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发展和亚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华梵僧侣从印度运回大量经典，进行了艰苦的翻译活动，为唐代各宗派的成立与佛教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是一位影响很大的人物，他留学印度多年，携近四百部梵本归国，又组织译场进行翻译活动，与晋的法显、唐的玄奘并称为三大求法僧，成就很高。慧日是又一位著名的求法僧，归国后着重弘扬净土法门，被赐与“慈愍三藏”的称号，对净土宗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唐代佛教的发展中，印度来华高僧功不可没。玄宗统治期间，“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相继来到长安，中国逐步形成完备的密宗宗派。开元四年，中印度高僧善无畏首先到达长安，开始正式传授密教。四年后，南印高僧金刚智与弟子不空来到中国大弘密教，金刚智被唐朝尊为国师。金刚智死后，不空奉朝廷之令率领弟子三十七人乘昆仑舶启程，前往狮子国递送国书并学习密教。几年后，不空带着大批佛经和狮子国国王赠与唐王朝的礼物回到长安，在两京地区大弘密教，得到朝野人士的普遍尊敬。

　　求法活动对日本、朝鲜等国的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渡海求法的高僧们将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传入东邻，法相、华严、律宗、密宗、天台等在新罗、日本等国迅速发展。宗教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来华求法的僧侣在中国学习多年，全面地学习了先进的汉文化，回国后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僧空海归国后参照汉字创造了“平假名”，并设“综艺种智院”，传授中国的各种技艺。唐代高僧鉴真赴日传法，不仅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而且有功于奈良文化的发展，在日本佛教史、建筑史、医学史和木雕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与“郑和下西洋”不同，求法僧们没有来自国库的强有力的支持，也没有强大的船队作为后盾，只是凭着一股舍身殉法的勇气踏上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在漫长的求法途中，他们深入细致地学习了各国的文化，广泛地考察了各地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留下许多极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如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新罗僧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尚上东征传》、圆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等著作先后被翻译成日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字，是研究亚洲地区佛教与社会状况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的重要著作。巡礼佛地的唐僧留学印度多年，深入地了解五天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得到了南亚、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君的礼敬，与各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

　　求法僧的航海活动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南亚和东南亚一带的了解，对中外交通的发展和航海业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公元1405年，在义净留学印度的几百年后，著名的航海家郑和率领明朝庞大的船队开始伟大的远航，他们沿着唐代海上求法僧的足迹前进，南下到达了东南亚、南亚一带，又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非洲的东海岸进行访问和贸易，创造了震惊世界的航海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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