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理解“本真”这一概念，另外就是净土念佛的传统在中国汉传佛教中的作用和地位。关于本真这个概念英文的原文是authenticity，它出现在我专著的标题当中，可见这一概念对本书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个宗教概念，也是一个哲学史、思想史、人类学的概念，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方各面。但是它的翻译却非常不容易，因为本书是用英文撰写，所以其中的概念都是英文概念，而对于authenticity这样的英文术语，中文有时翻译为真实性，但是在这里都不太适用，因为它所指的不只是一个真或假的问题，它关系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事物存在的本来状态，因此在中文中没有直接的对应词。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请教过很多专家应该如何翻译，比如说我到日本拜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时，曾经请教日本宗教史学者末木文美士先生，他说日语中这个词就是“本当”的意思，也就是中文“真正”的意思。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中文的词汇。我这里所使用的“本真”这一概念很明显是借助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概念，受到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加拿大哲学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Trilling，文学批评家）以及查尔斯·林霍尔姆（CharlesLindholm，人类学家）等学者的影响。在本文的翻译当中，也没有在所有的地方都用“本真”一词代替，而是根据语境翻译为“真实”“真正”等等。所以“本真”这一哲学化的术语实际上是表述一种对应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实体概念，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主观概念，而且与人的主观构造和想象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书中将它分为政治、文化和宗教三方面的本真，所以它是一个主客交会产生的概念。本真的存在不是一个事实层面的判断，而是一种概念化的主观存在，反映在人们对事物本源、正宗以及价值观的统一、一致和纯粹的追求当中。所以你所指的念佛在汉传佛教和禅宗中的流传是一个实然的事实存在，如果把它当作一种传统的本质和源流，它也就被赋予了本真的价值。在十七世纪禅宗的复兴中，我们可以看到禅宗书写传统中的一些文字理想，诸如随缘任运的机锋问答、严格的传法世系等成为“本真”的种种表现。但是这个复兴的“本真”禅宗中却保留了大量净土念佛的因素，这被黄檗宗在日本的批评者们认为是与禅宗的本真精神相互矛盾的。

关于禅净合一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太多涉及，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最近也在思考：我虽然对明末禅宗有一些研究，但是净土宗的情况还正在努力学习当中。中国佛教史学者周文广（CharlesJones）教授最近在西方出了一本关于净土宗的新书，梳理了很多线索，把净土看作一种“法门”。隐元隆琦传入日本的黄檗宗，保留了大量明末净土信仰和宗教实践的成分。从教理来看，不但有净土，还有华严、唯识等等，在修行和日程仪轨中也大量吸收了密教成分，尤其是瑜伽施食，准提信仰等。在其他方面还有在日本弘扬律宗和三坛开戒等等。但是从隐元隆琦自己的想法和语录来看，他还是以禅宗为主，那么为什么净土宗的修行会给日本的民众这么大的冲击，以至于误认为隐元隆琦所传是一种禅净杂糅的不纯禅法？我想这要从汉传佛教在明代的发展来看。经过了元末明初直到明末的佛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吸纳各种佛教传统的一个综合体，在日常的修行和仪轨方面已经是相当的多样，所以在明末新兴的禅宗教派兴起之后，它必须要接受、接纳这个已经融合的传统。所以在隐元看来，使用净土念佛的方便法门没有什么不妥，和他“本真”的禅法没有什么冲突。这种融合在汉传佛教中不成问题，只有在日本才被当成一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至于日本方面对净土修行的反应则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还受到了自白隐之后禅宗传统对黄檗宗批判的影响。其实隐元隆琦早期对日本宗教人士的最大吸引力，还是他对传法的执着和对于机锋棒喝的使用所建立的正统本真的形象。确实有人注意到了黄檗宗净土念佛的特点，但它的使用是完全可以被忽略掉的，因为日本佛教的很多传统也是综合融合的，没有任何传统是事实上的纯粹。

只是当隐元受到妙心寺的强烈反对时，他早期的净土方面的念佛修行被夸大，又经过白隐禅师的评价，后来的日本佛教界以为当时的黄檗宗就是禅净合一，其实这是一部分日本人创造出来的一种印象，又回溯到早期黄檗宗在日本的传播中。当然，在黄檗宗早期的“本真”禅法褪去之后，这种念佛的修行方式就被更加放大。

黄檗山隐元隆琦笔京都万福寺藏

您的书中提到，隐元实际上将三峰汉月法藏（1573-1635，晚明临济宗高僧，三峰派创始人）的文本也带到了日本加以传播。然而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之间恰好存在教义本真层面上巨大的分歧，在您之前的专著中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隐元这样在明末禅门本真重建背景中成长的僧人，密云与三峰的本真之争是否影响到了他？他对汉月法藏学说的态度如何？日本的佛教界是否认识到了当时的这场争论？

吴疆：汉月法藏是明末佛教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我在禅悟与僧诤中曾对整个明末在教理方面的复兴做过一些概述，如果在这一方面有任何创新发展的话，那就要算汉月法藏的贡献。他和他的传法弟子继起弘储、晦山戒显等长期占据苏杭地区灵隐寺、灵岩寺等大庙，影响颇大。他自己不但是一位嗣法禅师，对于禅宗传统和公案语录有很深的理解，而且他还兼弘律宗、密教等等，是一个综合型的禅师，并留下相当多的著作，最近在山西各地都陆续有发现并正在整理出版，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从日本方面来看，他们对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以及性质还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至于黄檗宗所用的弘戒法仪与汉月法藏的著作同名，可能是以汉月法藏的两卷本为基础，是有关三坛传戒的重要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汉月法藏的弘戒法仪是对明末古心如馨所开创的三坛授戒的第一次系统总结，比后来宝山西一系代表人物见月读体的传戒正范还要早五十年。隐元隆琦作为密云圆悟的弟子并长期追随他，对这场争论是相当关心的，但是他辈分还低，并没有直接卷入这场争论，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汉月太多。但是从宗派的立场上，他明显是倾向于他的老师密云圆悟和费隐通容的。所以，还不能肯定地说，汉月法藏对日本佛教方面有重大的影响，倒是由于地缘的关系，山西一系曹洞宗在日本的影响要相对大一些。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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