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们置身在这伟大的慈视之中,实在觉出语言的苍白无力。那种感受,用陶醉、感染、激动、感官的冲击等等一切审美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的心状态。我想,在地安详慈善的注视下,一切人类甚至战争狂人亦会熄灭贪婪愚昧的欲望之火。或许,一代一代的善男信女们,在她的慈视之中,已被”接引“至那美丽纯净的乐土去了。(艺术世界,1994年第6期,第34页)
人们在信仰中审美比在最初从审美中进入信仰又深入了一层次,艺术美会随着信仰的深化,而加进或变化新的形式。佛教艺术所追求的,决不仅仅是一般形式上的华美富丽,而是给人们一个能引起信仰、可以信任的有感情的形象。这些形象如信仰者所希望的那样,是具有高度热情,高度法力,广大慈悲而优美的神化了的人形象。种的前提必须是人,人的前提必须是人性,神的形象的前提必须是人的形象:所以佛教艺术信仰者所崇拜的对象必然把如何符合世俗审美情趣放在首位。
事实上从佛教的造像中很难找到两身完全相同的佛像,这就是佛像的造像虽有造像度量经,但却从来不会有统一的佛、菩萨的形象。因为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审美从来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与模式,不同时代、地域,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风格的佛、菩萨,符合那个民族的特征和审美从文化一审美接受的角度看,接受主体在把握作为对象的某一类型文化时,不是直观的、一成不变的机械性反映,接受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种种创新性阐译的可能。早期西域石窟壁画中佛、菩萨衣着简少,呈半裸状,女性普遍硕乳丰臀,这种造像风格在中国是不合时宜的,受儒家理性浸染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接受这种感观刺激方式,更不能作为神灵形象来表现。所以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以后被改造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性征的淡化,而用宽松蔽体的服装将佛与诸神身体全部掩饰起来。中国艺术家试图以理想化的形象来表现超越七情六欲、超凡脱俗的神。随着梵式到汉式的演进,河西石窟那种高鼻梁、低颧骨、准头小、双肩平的印度式佛像变为鼻短目平、面型方正、面部起伏柔和、五官清秀的华夏人种特征。
只有世俗人的美才会产生”神“的美。由于不同历史传统和风格,古代匠师用各自修养、理想、生活经验和艺术想象力来理解和塑造”神“的形象,竭尽所能地表现他们所理想的佛陀。真正能体现民族特征的是形象本身的气质,只有那种庄重、神圣、高雅而亲切的佛的形象,才能真正体现中华文化所追求的那种富于哲理、普渡众生、超越凡念的理想。但这种审美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信仰,也正是这种信仰的力量使佛教造像审美风格发生变异。所以虽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标准,也会有梵相、汉相和藏相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正是佛教的传播过程。
信则美,美则传,佛教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佛教与某一种文化接触一渗透一同化的过程,也是佛教艺术演变的过程。从佛教宣传教义的通俗艺术化的过程中,可以明了宗教艺术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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